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800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成为中国民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与两关之间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运码头。那时候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本书介绍了《潞河督运图》、张家湾漕运码头、通州石坝剥运码头、通州的漕运会馆、通州漕运文物等，将通州的漕运故事娓娓道来。
通州故事丛书
近年来，在通州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全区文化工作者系统梳理了通州历史文化，先后出版了《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丛书》（三卷）、《北京城市副中心 · 通州历史文化遗产精粹》、《通州历史舆图》、《漕帮秘籍》等， 让更多的人了解通州历史，了解通州运河文化。2018 年，挖掘整理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专项研究成果《大运河文化带 · 通州故事丛书》通俗读本，丛书共 10 册。
1
说说三庙一塔那些事儿
2
说说通州水系那些事儿
3
说说漕运码头那些事儿
4
说说漕运仓储那些事儿
5
说说张家湾古镇那些事儿
6
说说安清漕帮那些事儿
7
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
8
说说延芳淀皇苑那些事儿
9
说说老通州洋人那些事儿
10
说说运河民俗那些事儿
本期，小文继续给您带来《漕运码头那些事儿》之潞河督运图
潞河督运图
（接上期）
官舫之西，为潞河与通惠河相汇处，筑有石坝。入京仓的漕粮从这里起运，由剥船经通惠河逐闸盘倒，转运到北京东便门外大通桥卸船僦车。据《通粮厅志》记载，石坝由通州州判管辖。清代沿袭。石坝之上建有大光楼。每当漕船抵坝，满汉仓场侍郎暨坐粮使者便在楼内理事。大光楼与石坝在图中未能显现。通惠河在运河右岸，但在图中已无法安排。绘制者为了便于反映，不得已把它移到了左岸。自河口再北有三四艘回空待发之船，隔河东岸的衙门为石坝掣斛厅。掣斛厅在大光楼旁，具体位置，也应该在运河的右岸，基于同样的理由，它也被移到了左岸。再北偏东又见一座浮桥，桥之上游三只小船封锁河面，东岸衙门为通州税课司。明清两代，通州设有榷税口十二个，即崔家楼、宏仁桥、南鹅房、北鹅房、东岳庙、新河口、通州东西南北四关、浮桥和张家湾。图尾河左岸的官署， 就是浮桥税课司衙门。
全图所绘人物凡八百二十余人，各俱其态，栩栩如生。在桃花盛开的郊野乡村，妇女怀抱婴儿，孩童嬉戏玩耍；农夫或荷锄，或担筐，或灌田，或叱犊。在繁华的城关街市， 有行商坐贾、叫卖摊贩、弹唱艺人以及文武官员、随从兵卒、 差役人夫，熙熙攘攘，一派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太平景象。在“图卷”所画店铺中，有饭铺、酒家、染坊、药铺、棉花店、银钱交易店铺、粮店、熟食店。在所画人物中，有卖水的、剃头匠、纤夫、轿夫、扛夫、盲人、说书人、差役、船夫、卜卦的、卖字的、妇人、儿童、乞丐，有搭肩挽臂的， 有袒胸露怀的，林林总总，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
“图卷”所绘各式船只一百五十余，有漕船、剥船、榷税所用瓜皮小艇、封锁河面的小船、官舫及仪仗船，民船及土、石两坝的剥船，等等。
“图卷”所反映的是清代坐粮厅管理漕务的情况，因此 没有把通州中、西仓以及仓储的情景画入图内；“图卷”是以坐粮厅所辖职权范围作为创意的依据，因此也没有把运河上大量的商船、客船表现出来。在漕运年代，每年抵达通州的各类船只总数达三万多艘，其中漕船一万艘左右，其余为官船和民船。由于河面船只拥挤，反映在通州八景中，被称为“万舟骈集”；朝鲜国贡使见到如此多的船只，形容是“纷若葱田”。如果看“图卷”所表现出来的样子，河面上并没有如此大量的船只，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万舟骈集”“纷若葱田”了。之所以造成实际与图画的差距，主要是“图卷”立意所致。对此，我们应该予以理解，不能强求古人。
对于运河漕运或者通州来说，“图卷”有什么意义呢？在这里，我们概略地研讨一下。
明末清初，延续40 年之久的战争，使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荒芜、黄淮失修、运河淤塞，社会经济日趋恶化。康熙皇帝提倡休养生息的政策，推行适合汉族经济发展的政策和照顾满族特权利益的措施，停止圈地，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运河畅通，京师所储的漕粮逐年增多。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后，国家财政情况大为好转。康熙四十八（1681年）以后，国家财政情况大为好转。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户部库存银由一二千万两增至五千多万两。从康熙五十一年（1712 年）起，全国各省“分三年轮免钱粮一周，三年中计免天下地丁粮赋 三千八百余万石”。五十四年（1715年）因京城储粮过多，将430 万石陈粮散发给官兵。到了乾隆朝，中国已发展为 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国库存银一般在七千万两以上，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达到八千一百八十二万两，为清代历朝存银最高额。《潞河督运图》恰好形成于乾隆四十二年。“图卷”在反映通州漕运情况的同时，还通过对通州城乡人民安居乐业景况的描绘，反映了“康乾盛世”经济繁荣、 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从一个侧面见证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潞河督运图》所画的一百五十余艘船只中，漕船占十之七八，其中有扬帆远来重运的漕船，有回空的漕船，有剥运的剥船，有榷税的小艇；岸上有粮囤，有搬运漕粮的脚夫，有拉船的纤夫；有劳动者，有管理漕务的官员，特别是突出了坐粮厅主事督催漕船的具体形象，鲜活、生动地再现了当时运河漕运的盛况，是京杭大运河八百年水运历史的再现，同时也突显了当年通州管理漕务的职能。
古通州的发展，得益于京杭大运河的开发和漕运的兴起，以及随漕运而来的商流、客流。金代通州（辖潞、三河两县），民户不满3.5万，人口不满10万。但在其后的800 年间，则以漕运中枢、水陆都会的地位和作用，一跃而成为中国名城。
在漕运年代，通州城外运河沿岸，分布着东关、北关和东北关之间的三个商务码头和大棚村客运码头，此外还有张家湾城边的客货码头。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八月，朝鲜国梅窗先生作为使者出使中国。他在《朝天录》中记述：“舟渡潞河，舸舰迷津，牙樯如束。南方苏杭闽浙瓯越吴广之贡赋，商贾诸船千万艘，迷（弥）满于水路，中国物力货贝之盛，因此可推也。渡河，又乘轿，寻入通州城下宿处之际，人马骈阗，车毂磨戛，满车都是南方玉粒稻米云。抵戴家店，同入一家，各方而宿焉。未至潞河七八里之间， 望见云霭之中，若有巨竹千万，挺立于洲渚烟树之间。问译官，则乃万艘之樯也。”随着南北客流物流的聚集，在通州、张家湾城内外，分布着大小不等的旅店酒肆，形成了粮食市、果子市、牛市、鱼市、瓷器市等专业市场和瓷器、茶叶批发店铺。为漕运所需的修造船业、柳编织席业、麻绳织袋业、酿酒轧花业、粮油加工业、缝纫染坊业和黑白铁业、花炮业等顺利发展，商业服务业畸形发展，催发了通州经济的兴盛。《潞河督运图》正是形成于这个年代，从对于通州街市的描绘中，反映了当时通州经济的繁荣景况。
千年水运，催发了通州文化的繁盛。自金代起，历代文人墨客、社会名流大多到过通州，历代帝王多次巡幸通州。这从他们留下的吟咏通州的诗作上可以得到印证。各地文化元素的积淀、儒家文化的浸染以及皇家文化的影响，使通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得以振兴与繁荣。历史上，通州建有完备的教育体系，官学有儒学、书院、贡院，民间建有义学、学馆、义塾和私人书院，其中，贡院为顺天府科考场所。金元明清四代，通州有贡监生员1497 人，文武进士175人，文武举人688人。魏藻德、梁国治分别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和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考取状元。文化油然勃兴。历代人文荟萃，名人辈出，诗、书、画、艺佳作不断。《潞河督运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通州文化繁荣的背景。
概括地说，《潞河督运图》再现了运河漕运的盛况，突显了运河水运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主题，突显了通州作为京师门户、漕运中枢、商贸中心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突显了通州管理漕务的重要职能；反映了当时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振兴的景况，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 是通州历史的形象载体，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正如民国年间朱启钤所评价的，其“意味尤近乎张择端《清 明上河图》之作，允为国家重宝”，是当之无愧的通州运河文化的名片。
在漕运年代，通州是漕运、仓储、京东行政中心，经济、贸易、文化繁荣，被称为“九重肘腋之上流，六国咽喉之雄镇”。而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各类码头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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