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古至今都是一种吉兽，古语中有“君子豹变”、“南山隐豹”，分别用来比喻君子的养成和贤人的归隐。不论是作为具象的驯豹，还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文化象征，亦或是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首次缩小贫富差距的见证者，豹在中国都有悠久的历史记忆和深远的文化意义。

早在殷商时期，中原一带的山林地区栖息有大量的野生豹，豹子的种群数量之多以至于还出现了稀有的黑化个体，史书中便记载了西周开国功臣散宜生为了让被扣押在朝歌城的周文王免受刑罚，曾向商纣王进献黑豹。据《太平御览·兽部·卷四》转引孙氏《瑞应图》所载：“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于怀途山得玄豹，以献纣，免西怖戤难。”除此之外，豹子也是穷奢极欲的商纣王餐桌上的美食珍馐，据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中所载，“纣为玉箸，箕子曰：‘玉箸必食熊蹯（即熊掌）、豹胎（即母豹胎盘）。’”

有周一代，豹皮成为了经久不衰的时兴之物。周武王要求大臣们只有穿着豹裘才能进宫觐见，于是豹皮在市场上被炒到了价值百金的高价，甚至有大臣把家中的千钟粮食都卖了却还是买不起，《太平御览·兽部·卷四》转引《管子》记载了当时的情形：“武王为侈靡，令人貂襜（chān，遮至膝前的短衣）豹裘方得入庙，故豹皮百金。臣家粜千钟，未得一豹皮。”当然，对于周武王这种行为是否真的是穷奢极欲，管仲有不同的看法，《管子·揆度》中解释道，“大夫散其邑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兽若从亲戚之仇，此君冕服于朝，而猛鲁胜于外，大夫已散其财物，万人得受其流，此尧舜之数也”，周武王之所以如此安排，就是要让危害百姓的虎豹消亡，同时也避免了财富过分集中，最终让广大百姓获益，如若果真如此，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府旨在缩小贫富差距的尝试，周武王也真的可以媲美尧舜了。

由于豹皮的珍稀，以至于后来出现了“豹皮外交”。周宣王在位时（前827-前781年），将北方百戎之一的貊族部落交给韩侯统领，韩侯不负所望，励精图治，向周宣王进献了豹皮作为报答，这一君臣之佳话被记录在《诗经·大雅·韩奕》中流传后世：“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献其貔皮，赤豹黄罴。”（《毛诗正义·卷十八》中对“赤豹”进行了解释，即“毛赤而文黑，谓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谓之白豹”）到了东周时期，《管子·大匡》中记载了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为了交好小诸侯国，在管仲的建议下，“令齐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报”，《管子·小匡》也记载道，“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诸侯以缕帛布、鹿皮四分以为币，齐以文锦虎豹皮报”，齐桓公通过“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收获了小诸侯的亲附。除此之外，戎狄部落也通过向诸侯国进献豹皮来请求和平，《韩非子·喻老》中记载：“翟人有献丰狐、玄豹之皮于晋文公（前636年-前628年在位）；《左传·襄公四年》记载：“无终子（居于今山西太原一带的一支山戎首领）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即晋国国卿魏绛）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

图1：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镜（日本永清文库藏）

在当时，用豹皮制成的服饰一度引领了上流社会的时尚潮流，带有一种君子的象征，这在《诗经》中留下了大量记载。《诗经·郑风·羔裘》中写道：“羔裘豹饰，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意思是身着豹饰羊皮袄的勇武之人，这样的君子是可以为国维护法纪的正直官员。楚王身穿用豹皮做成的鞋子“豹舄（xì）”来彰显君子风度，据《左传·昭公十二年》中的记载，“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秦国相赠的羽衣），翠被，豹舄”；唐代钱起曾作《豹舄赋》：“丽哉豹舄，文彩彬彬。豹则雕虎齐价，舄与君子同身。”正因豹饰、豹舄“与君子同身”，当时军队中的执法官便拿着豹皮来整肃队伍、严明军纪，《宋书·志第八》中便有徐广引用《淮南子》的一段话：“军正（注：春秋始置，汉魏常设，军中执法官）执豹皮，以制正其众。”当然也有那些身着豹饰却不行君子之道而遭致百姓嘲讽的人，《诗经·唐风·羔裘》中便表达了晋人对晋国卿大夫高高在上，不知体恤百姓的不满：“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即“倨倨”，傲慢无礼）……羔裘豹褎（yòu，亦作“袖”），自我人究究。”

图2：西周柞伯簋及其铭文（河南博物院藏）

除了被制成服饰，豹皮还被做成箭靶，成为天子、诸侯参加的“大射”中不可或缺的器具。“大射”是周代极其重要的活动，据《礼记·射义》所载，“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周天子通过射礼来对贵族进行选拔。据《周礼·天官·司裘》所载，“王大射，则共虎侯（侯即靶布，方十尺）、熊侯、豹侯，设其鹄（鹄即靶心，方四尺）；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不同级别的射礼中不同地位的人用不同兽皮制成的靶子，周天子主持的“大射”天子用虎皮靶，众诸侯用熊皮靶，卿大夫以下用豹皮靶。之所以当时用射礼选拔贵族，是因为射礼是一套非常复杂的礼仪，“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通过射礼可以对一个人的仪容、教养、心态、体魄、箭术进行全面考察，因而考察结果直接决定了诸侯、卿大夫在天子心中的印象，从而根本上决定了其未来的命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即在“大射”中表现好才能获得与周天子共同祭祀的机会，参加这种祭祀的次数多了自然也会得到周天子赏赐的封地，反之则会被削减封地。柞伯簋上便记载了周康王时期（前1020年-前996年）的一次大射，柞伯十发全中，得到了周康王的赏赐，于是便铸簋刻文纪念（图2）。

除此之外，豹尾也因承载着一种平安归来的吉祥寓意，成为周天子出行车队最后一辆车上必须悬挂的装饰，即所谓“前旄头【天子仪仗中排头的执罼（bì）者，头戴熊皮冠谓之“旄头”】，后豹尾”，《尔雅翼·卷十九》中对此解释道，“熊出而不迷，故开道者首熊以出焉；豹之为物往而能反，故广志曰：‘狐死首丘，豹死首山’，豹往而能反，故殿后者尾豹以入焉”，即以豹尾所代表的出而能返的豹子来寓意天子能够平安归来（注：不是所有的动物都认路，同书中还曾写道“虎出百里外即迷失道路”）；但史籍中还有另外一种解释，晋代崔豹《古今注·舆服》中解释道，“豹尾车，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变，尾言谦也”，所谓“君子豹变”出自《周易·革卦》，形容君子如幼豹到成年豹一样的成长蜕变，寓意天子经过豹变成为了谦谦君子。

正是因为对豹皮、豹尾的旺盛需求，导致了中国土生土长的野生豹在周代被大量捕杀，连《庄子·山木》中都不免感叹：“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到了春秋末期，范蠡（前536-前448年）在《范子计然》中写道：“豹皮出南郡。”根据范蠡的出生地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和后来投奔越国推断，“南郡”应当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可见当时中原一带豹子已经很罕见了。

图3：战国虢国墓地出土的错金银铜豹镇（河南博物院藏）

图4：战国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石豹镇（徐州博物馆藏）

图5：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铜豹镇（河北博物院藏）

从战国到西汉，豹子的形象也出现在了文学作品的神话中，屈原《九歌·山鬼》中便记载了女山鬼约会心爱之人时赤豹拉车、花狸相随的赴约场面：“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此外，人们还将豹子的形象制成豹镇，用于当时的贵族压帷帐或席角之用。但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变革是楚地贵族成功实现了对野生豹的驯化，在虢国墓地出土的铜豹镇颈部依稀可见项圈的痕迹（图3），而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石豹镇的脖颈上，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项圈还有它上面用以系绳的钮（图4），这些是中国历史上本土驯豹最早的实物见证。除此之外，在湖北江陵凤凰山出土的一件漆器上，描绘着颈戴项圈的豹子捕猎的场面（图6），从中可以感受到驯化后的豹子是人们野外狩猎时的绝佳搭档。

图6：西汉彩绘七豹纹漆扁壶及其细部（荆州博物馆藏）

汉代天子出行的车队依然以豹尾车收尾，但相比周代有更加详细的规定，据唐代杜佑《通典·礼二十四》所载：“汉制，大驾出，属车八十一乘；法驾出，属车三十六乘，最后一乘悬豹尾，以前比之省中（即宫禁之中），这种规制后来一直影响到魏晋，据《晋书·志十五》所载，“义熙五年（409年），刘裕（南朝刘宋开国君主，420-422年在位）执慕容超（南燕末代皇帝，405-410年在位），获金钲辇、豹尾，旧式犹存”。

正因如此，“建豹尾”、“竖豹尾”后来便喻指建立帝王之业，《晋书·列传第五十六》中记载了“（前凉张骏）舞六佾（注：周诸侯所用乐舞之规制），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水经注》中转引《武昌记》中记载了孙权遇上神仙劝其称帝的故事，“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部）南有大姥庙，孙权常猎于山下，依夕，见一姥，问权猎何所得。曰：正得一豹。母曰：何不竖豹尾？”

魏晋时朝，归隐之风盛行，豹子的形象也随之“重返”山林之间。曹操征讨高干途径太行山时曾作《苦寒行》，其中感叹道“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六朝《杂道书》中记载：“南海博罗县有罗山，高入云雾，诸仙人所游之山也。上有豹兽。”南朝著名的山水诗人谢朓在《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桥》中有云：“虽无玄豹姿，终隐南山雾”，这一句借用汉代刘向《列女传·陶答子妻》中的典故:“妾闻南山有玄豹，雾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泽其毛而成文章也 ，故藏而远害”，诗人用隐居南山的玄豹比喻自己远离朝廷为官，躲避灾祸，后来衍生出了成语“南山隐豹”，用来比喻那些隐居而不仕的贤者。这种隐豹的意象也影响了后世，初唐诗人骆宾王在《秋日送侯四得弹字》中便有“我留安豹隐，君去学鹏抟”（意即我留下隐居，你去求取功名）的诗句。除此之外，浪漫的魏晋之风也吹向了豹子，后秦姚和都在《后秦记》中曾记载，“狄伯奇少曾游猎得豹，见其文彩炳焕，遂自感叹，始学书艺。”豹子身上的花纹居然还可以带来练习书法的灵感。到了南北朝晚期，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皇帝带豹巡狩的记载，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的《北齐后主幸晋阳宫图》便反映了这一场景，后来元代官员郝经给这幅画题诗云：“马后猎豹金琅珰，最前海青侧翅望。”

图7：唐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中的豹尾“门枪”

到了唐代，豹尾车不再是天子卤簿的队尾，而是位列队前仪仗的属车之中，据《文献通考·王礼考》中所载，“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十一月，始加黄钺车、豹尾车，通为属车十二乘，以为仪仗之用。大驾行幸，则分前后，施于卤簿之内；若大陈设，行则分左右，施于仪仗之中。”《宋史·舆服志》中对豹尾车进行了更为详细的描述：“上载朱漆竿，首缀豹尾，右武卫队正一人执之。驾两马，驾士十五人。”除此之外，豹尾也出现在了军中将军仪仗中，据唐代杜佑《通典·卷一百四十八·兵一》中的记载，“门枪二根，以豹尾为刃榼，出居红旗后，止居帐门前左右”，队伍出征时，以豹尾装饰的门枪紧随将军的红色军门旗（图7），驻扎时则在将军营帐之外分立两侧。

图8：唐懿德太子墓壁画胡人牵猎豹图（局部）

随着唐代国运的上升，拥有鲜卑血统的上层贵族驯养猎豹成风，这些驯豹绝大多数来自于西域。在唐懿德太子（682-701年）墓中壁画上，就出现了一队胡人牵猎豹的场面（图8）。在金乡县主（652-722年）的墓葬中，也出土了胡人骑马带豹狩猎的俑像（图9-右）。与此同时，野生的豹子依然是皇室狩猎的对象，在永泰公主（685-701年）的墓葬中，便出土了胡人骑马斗豹俑（图9-左）。唐代在玄宗朝迎来了畜养猎豹的顶峰，据《册府元龟·外臣部·朝贡第四》中所载，开元、天宝年间自西域进献猎豹竟多达八次：

“开元八年（720年）……五月南天竺国遣使献豹；（开元）十四年（726年）二月安国遣使献豹雄雌各一……五月安国王波婆提遣其弟阿悉烂达干拂耽发黎来朝献马及豹……（十一月）康国王遣使献豹及方物；（开元）十五年（727年）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七月）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开元）十七年正月米使献胡旋女子三人及豹狮子各一；（天宝）六载（747年）……五月，大食国王遣使献豹六，波斯国王遣使献豹四；（天宝）十载（751年）二月，宁远国奉化王阿悉烂达干遣使献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各一。”

图9：唐代墓葬中出土的豹俑形象

图10：元刘贯道《元世祖出猎图》（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世祖出猎图》中头戴络头的猎豹细部

安史之乱后，随着大唐帝国国力渐衰，带豹狩猎的活动逐渐停止了，于是从海外进贡驯豹也中断了，据《白孔六帖·卷九十七》中所载：“徳宗即位（742年），放诸国所献豹豽之类，悉纵之……宝应元年（762年）建卯月辛亥停贡豹。”

值得注意的是，在武则天短暂称帝时期，豹子的形象在历史上首次出现在帝国高级官员的服饰上，据《旧唐书·舆服志》所载，“延载元年（694年）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左右豹韬卫饰以对豹”，这也是后来明清时期以豹的形象作为三、四品武官朝服补子的渊源。

宋元时期，契丹人的豹猎活动依旧蔚然成风，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七》，所载，天禧五年（1021年），出使辽朝的宋绶等人回朝，“上契丹風俗，云：……‘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尝出三豹，甚驯，马上附人而坐，猎则以捕兽。’”这一习俗也影响到了同为草原民族的蒙古人。有元一代，带猎豹出猎的风气依旧蔚然成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了元世祖忽必烈在上都一带畜养猎豹捕猎的情形：“大汗豢有豹子以供行猎捕取野兽之用……汗每周亲往视笼中之禽，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取得之后，以供笼中禽鸟之食，汗盖以此为乐也。”耶律楚材的《湛然居士文集》中也提到，“御闲（即皇家马厩）有驯豹，纵之以抟野兽。”元代诗人王恽也在《飞豹行》中不禁感叹道“飞鹰走犬汉人事，以豹取兽何其雄”。元代画家刘贯道在《元世祖出猎图》中描绘了一只立于马背上的猎豹，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中的猎豹并不像汉唐以来的那样颈带项圈，而是头戴络头，还有两条背带通过腋下束结在后背（图10）。

元初的驯豹来自于西域商人，这些商人打着皇帝的旗号四处求购猎豹，据《元史·武宗本纪》所载，“（至大二年，1308年）十一月……乙巳……回回商人持玺书，佩虎符，乘驿马，名求珍异，既而以一豹上献；（至大二年，1309年）夏四月甲寅……有桑兀、宝合丁等进狮、豹”。到了元末，驯豹则基本来自于驻扎在西域的宗室进贡，据《元史·泰定帝》所载，“（泰定元年，1324年）五月……诸王怯别（察合台汗国第十四代大汗）等遣其宗亲铁木兒不花等，奉驯豹、西马来朝贡”；《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二十八》中亦记载，“（泰定元年，1324年）三月……诸王彻伯尔等遣其宗亲特穆尔布哈等奉驯豹西马来朝贡……（泰定）三年（1326年）正月诸王保赛音遣使献西马五月藩王彻伯尔遣使来献豹；十一月……诸王谔斯伯献文豹；（泰定）四年（1327年）三月诸王倬斯巴勒保赛音等以文豹、西马、佩刀、珠宝等物来献，保赛音遣使献文豹、狮子”。此外，元朝皇帝有时也将驯豹赏赐给臣下，《元史·列传第十一》中记载了云国公之子天德于思“自中山北来，适有边衅，天德于思督造兵甲，抚循其民，无有宁息，形容尽瘁”，于是“帝闻而嘉之，赐驯豹、名鹰，使得纵猎禁地，当时眷顾最号优渥”。

在明初的一百多年里，皇家畜豹之风依然风靡，至明武宗时为最盛，于明世宗后走向衰落。据《殊域周咨录·卷十一·西戎》所载，嘉靖七年（1528年）提督豹房太监李宽上奏称：

“永乐（1403-1424年）、宣德（1426-1435）年间，旧额原养金线豹、玉豹数多，成化（1465-1487）间养土豹三十余只。弘治（1488-1505）年原养哈喇二只，金线一只，玉豹二十余只。正德（1506-1521）等年间原喂养土豹九十余只。嘉靖年原养玉豹七只。旧额设立奉命采取及各处内外守臣进贡豹只给与本房喂养，自立国以来，已经百余十年。非今日之设，非系无益之物。今止有玉豹一只，比旧太少，止费羊酒二斤。伏望圣旨悯念旧规，庶不有负祖宗成宪（即既有的法律、规章制度）。”

图11：明豹房勇士铜牌正背面（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当时负责管理豹房的太监历数明朝开国一百多年来养豹之传统，甚至早已将畜养豹子视为祖宗之法，虽然遭到了明世宗的驳斥，并且明令“今后再不许进收，该科记着”，但足见明朝前期的皇帝们对养豹的钟爱。但明代有关豹子最独特的莫过于“豹房”，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明武宗在畜养豹子的豹舍附近修建了一处富丽堂皇的宫殿“豹房”，据《明武宗实录》记载，“工部言，豹房之造，迄今五年，所费价银已二十四万余两，今又添修房屋二百余间”。明武宗在豹房治国理政，使这里成为了大明帝国的政治中心。为了护驾之便，豹房常设随驾勇士，他们每人随身佩戴“豹房勇士铜牌”，正面刻有编号，背面刻有“随驾养豹官军勇士，悬带此牌，无牌者依律论罪，借者及借与者罪同”（图11）。西方学者盖杰民（James Geiss）认为这些勇士除了护卫皇帝外，兼有驯豹和带豹出猎的职责，而且这种制度有可能源于元代。

明武宗的畜豹行猎，实际上是旨在重新恢复明朝的尚武传统，他将朝廷机要搬到豹房导致紫禁城中的朝廷大内形同虚设，遭致了那些大权旁落文官群体的不满，明代杨廷和在《杨文忠公三录》中抱怨道：“闻公等朝夕奏事豹房，不知所奏何事，我辈名为大臣，凡事不得与知。”既然皇帝的日常起居全都在豹房，宫廷娱乐也就一并搬了过来，那些失势的文官们便借机各种挖苦、讽刺，其中便包括添油加醋地演绎出明武宗在豹房中的宫帏风流事，在《明武宗实录》中比比皆是。但自从明武宗的堂弟明世宗接替皇位后，直到清代，便再无朝廷驯养猎豹的记载。

图12：清代豹皮和豹尾服饰（引自《皇朝礼器图式·冠服》）

图13：清代皇帝卤簿豹尾枪和豹尾幡（引自《皇朝礼器图式·卤簿》）

图14：清代皇帝行营外旌门纛（引自《皇朝礼器图式·武备》）

然而，虽然畜养豹子逐渐消失，但是豹子却依然以各种方式活跃于明清两代，其中豹皮作为射礼中的箭靶和官员服饰的传统依然在延续，但相比前代又出现了新的变化：明代射礼共分七个等级，豹皮靶出现在其中的三个等级中，据《大明会典·卷五十一》所载，“豹鹄五采（即五圈彩线）、亲王射用之。豹鹄四采、一品二品文武官射用之。糁鹄（即豹鹄而麋饰）三采、三品至五品文武官射用之”；豹皮服饰则配给了皇宫高等侍卫和天子出行仪仗士卒，据《皇朝礼器图式·冠服》所载，二等侍卫（武职正四品）端罩“红豹皮为之”，卤簿舆士冬冠“豹皮为之”，卤簿校尉冬冠“豹皮为之”（图12）。与此同时，豹尾也以豹尾枪和豹尾幡的形式出现在天子仪仗中，据《清会典·銮仪卫·卤簿》所载：“豹尾枪，长一丈一尺七寸，刃长一尺五寸，冒以木，黄油绘行龙，銎（注：枪上装柄的孔洞）镂垂云文，下缀朱釐，垂环悬豹尾，长三尺三寸，柄长九尺五寸，制如戟……豹尾幡，悬豹尾，长八尺，上衔金叶，冒以绿革，高二寸五分，径三寸八分，加金铃系旙”（图13）。除此之外，豹尾还用于装饰皇帝出行的旗帜，据清代允禄等编纂的《皇朝礼器图式·武备》所载，用于皇帝行营的旌门纛（dào，军中大旗，见图14）、内城旗、行围后防旗，还有八旗士兵的八旗前锋校旗皆为“首冠金盘，上植豹尾，下注朱旄”。

除此之外，豹子的形象还出现在明清时期帝国官员所特有的朝服补子上。特别有趣的是，在礼制中一般都屈于老虎之后的豹子，在清代却力压老虎，其地位在麒麟（一品武官）、狮子（二品武官）之下，却在老虎（四品武官）之上（图15），对于这种有悖于传统礼制等级序列的现象，或许只能用最初制定这一规制的顺治皇帝的个人喜好去解释了。

图15：明清时期武官补子上的豹子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