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华简《尹诰》篇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作者：曹娜
来源：《史学史研究》2018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八月廿八日壬申
耶稣2018年10月7日
关键词：《尹诰》;清华简;重民思想;夏鉴
内容提要：清华简《尹诰》多次提到民众，该篇的重民思想，实则是重视宗族的体现。这与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并不等同。《尹诰》篇对夏亡教训的总结主要是从人事层面提出的，夏鉴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功用性，与商代尊天敬鬼的思想不符，该篇的整理受到周初周人殷鉴思想的影响。
关键词：《尹诰》清华简重民思想夏鉴
作者简介：曹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先秦史。
清华简《尹诰》是首批公布的清华简书类文献中重要的一篇。自2010年简文公布以来，相关研究成果丰硕。目前简文释读通畅，对其文本性质，学界多肯定竹书《尹诰》即古文尚书《咸有一德》，该篇与今文《尚书》“商书”各篇关系密切。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就《尹诰》篇的重民思想、著作主旨这两个问题进一步讨论，以推进简文思想内涵和文本价值的相关研究。
《尹诰》内容简短，全篇共四支简，简背有简序排号。为论述方便，兹迻录简文如下：
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尹念天之败西邑夏，曰：“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復之用离心，我翦①灭夏。今后曷②不监？”挚告汤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汤曰：“呜呼！吾何作③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挚曰：“后其赉之，其有夏之金玉田④邑，舍之吉言。”乃致众于亳中邑。⑤
一、如何理解《尹诰》篇中的重民思想清华简《尹诰》多次提到了民众：
(1)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
(2)非民亡与守邑，厥辟作怨于民，民復之用离心。
(3)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
(4)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
(5)乃致众于亳中邑。
简文对民众的重视由此得到明确体现，学者一般据此认为简文有着鲜明的重民思想，并对这一思想提出种种不同的理解。廖名春先生认为其起点是“君权天命”论，伊尹是思及“天之败西邑夏”，而将夏亡归于君臣离心，则又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尹诰》篇中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君权神授”、“天人合一”思想上的。⑥夏大兆、黄德宽先生则认为《尹诰》篇民本思想与《孟子》思想颇为相合，其受到“天命观”影响有限，伊尹总结夏亡根本原因是民心，合于《孟子·离娄上》“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等民本思想。⑦
这些研究都将《尹诰》对民的关注与《孟子》重民思想联系起来，并考察了二者孰早孰晚问题。廖名春先生认为《尹诰》中的重民思想是战国孟子激进民主思想的源头。夏大兆、黄德宽先生则认为《尹诰》篇体现出的重民思想，是受到《孟子》思想的影响，简文是战国时期的作品。然而就目前的材料而言，这一研究途径并无法断定《尹诰》的时代。⑧并且，这一研究方法本身也存在问题：《尹诰》重民思想与战国时期《孟子》等民本思想的内涵并不相同，将二者直接归入同一范畴，进而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的做法并不可取。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尹诰》中的“重民”思想？下面试从《尹诰》所记史事背景入手，对简文“重民”思想内涵进行辨析，以求厘清《尹诰》中对民的重视与《孟子》“民本”思想的关系。
引文(1)、(4)同时提到了民、众。(1)“夏自绝其有民，亦惟厥众”，“绝”整理者隶定原字形为，学者或认为从弦，隶定为“”，读为虔、害、倦等。⑨此处从整理者说，读为“绝”。《尚书·西伯戡黎》有“惟王淫戏用自绝。”《泰誓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简文言夏桀绝弃了民，“亦惟厥众”，亦是“承上之辞”⑩，整理者认为意谓“夏败也是其民众促成。”这样的解释语义略有窒碍。学者或读厥为“蹶”，意夏既自绝其民，也因此而挫败于众，为众所颠覆。(11)或将“厥众”也视为上文“绝”的宾语，意夏绝其民其众。(12)李锐先生将众读为终，意“夏自倦其有民而终。”(13)按，此说可从。夏桀断弃民，因此而亡。这句话可与《礼记·缁衣》所引《尹诰》句相对读。(14)
(4)成汤询问伊尹该如何治民，希望实现的是“我众勿违朕言”。从这句话来看，民、众的内涵是相同的，可相替代。综合整篇简文，民、众同样也是混用无别的。
伊尹认为夏桀暴虐，绝弃了众，众不再为夏桀守邑，君民离心。伊尹所说的“众”，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如《合集》(15)10“戊寅卜宾贞：王往以众黍于囧。”商王率领众去囧地种黍。《合集》31972“己卯贞，令以众伐龙。”贞问带领众去伐龙方事。商王多次占卜是否“丧众”、众是否有灾，如《合集》50“贞，我其丧众人。”《合集》48“众有灾。”在商代，广义上的众，“泛指商人诸宗族成员，包括宗族内不同层级的贵族与人数占多数的平民等”，(16)是当时人数众多的宗族成员，所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参与商代的社会生产、军事活动等，是商王维持统治的基础。从这一背景来看，简文中的众是指夏商时期作为统治基础的宗族成员。
(3)“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友”的所指，学界有不同认识，概言之，有“友邦”说(17)、“友邦冢君”说(18)、“归附夏朝贵族大臣”的僚友说(19)等不同意见。笔者认为，此处“友”可理解为友民，伊尹这里强调商人“克协我友”，与《尚书·汤誓》言夏“有众率怠弗协”形成鲜明的对比。“友民”也见于《尚书·召诰》“王之雠民百君子，越友民”，蔡沈《书集传》训“友顺民”(20)。《召诰》中“友民”指周人，而“雠民”是殷遗民。这正对应《尹诰》此处“我友”指商人自己，而“民”则为夏民。关于“今惟民远邦归志”，整理者认为是“云去其家邦者有回归之志”，并引《吕氏春秋·慎大》夏“众庶泯泯，皆有远志”。廖名春先生认为民可读为“泯”，远邦指远国。简文意为泯灭远方之国的背离之心。与“克协我友”成为伊尹所献内外策。(21)黄丽娟指出这里的民应当与《汤诰》相同，兼指夏民、商民、友邦冢君暨其百工。“远邦”指夏商众庶逐渐背离的心志，“归志”为归附之心、回归之志。具体而言是指重新相信商汤“予其赉汝”的承诺。(22)李锐先生认为此处远邦之民指的是汤的子民。上文提到夏桀竭尽民力，而伊尹建议成汤以此为鉴，不要继续耗费民力，而要与民休息。(23)按，从上文内容来看，整理者的解释更为合适。伊尹强调相对于夏桀民人离心，取而代之的商能够协和民，夏桀时流离失所的民人也有了回归的意向。
结合商代的政治情况来看，族众的政治影响力颇大。卜辞常见商王就某“以众”、“氐众”、“登众”等进行占卜。氐，同“以”。登，义征召。王有时也会亲自征召众人。商代涉及众的占卜内容非常广泛，包括耕作、作战、祭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夸张地说，凡商王朝大事几乎皆有众的参与。《尚书》商书各篇同样体现出对族众的重视。《汤誓》成汤作誓的对象，正是“众庶”。晁福林先生指出“众庶”指代的就是“商王朝的子姓族众”，从成汤对“众庶”的重视及回应质疑的细致解释都表明了众庶有很大影响，令商王不敢小觑，《盘庚》篇亦然。族众在商代社会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24)族众的重要性是由商代国家组织以宗族为基础所赋予的，这种国家组织模式天然地决定了夏后、商王的权力受到宗族的影响与制约。
简文首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将大臣伊尹与商王成汤并列，强调二人已同有一德(25)。很多学者认为伊尹本人的身份正是族长，如此重视伊尹与其背后所代表的宗族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26)
综上，《尹诰》的重民实际上强调的是重宗族。族众所构成的宗族是夏商时期统治者维持政治统治的关键力量所在，目前学界对于夏商政治形态看法虽有不同，但无疑都指出族是商代社会的基础。基于此的重民思想显然与战国时期的重民思想并不相同，战国时期提到的民并没有宗族背景。如作为民本思想的代表性论述，《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在论述君——民关系，强调民众至上的地位，丝毫与宗族无涉。而这与《尹诰》重民思想强调宗族的重要性在内涵上不具有可比性。我们不能仅凭《尹诰》重视民众就直接将之与战国文献提到的重民、民本思想等同视之，更不能藉此断定竹书的年代。
二、《尹诰》篇的主旨何在
关于清华简《尹诰》的著作主旨，学者或认为该篇是档案文书，记载了伊尹与汤的对话，存留了商代史事。(27)或认为是史官为颂美成汤、伊尹而作。(28)也有学者认为《尹诰》是春秋战国时人整合改编的伊尹故事，条理化、系统化、细节化了伊尹助汤灭夏一事。(29)这些研究成果颇具启发性，但就内容来看，《尹诰》不是单纯的商代档案文书，无论是所记事件还是叙述语言，都有后人加工的痕迹。整篇也不限于对成汤、伊尹君臣一德的颂扬，首句强调的是二人已同心同德。因此就《尹诰》篇的主旨尚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从简文内容来看，全篇以叙事为主，伊尹思及天败西邑夏，总结夏亡的原因，认为是夏王暴虐断弃了民众，由此失去民众支持，没有人愿意守卫城邑，故为商所灭。对此，伊尹告诫成汤，“今后曷不鉴？”这里所说的借鉴之事显然是夏桀自绝于民以致覆亡事，具体到成汤当时的情况，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李锐先生结合《汤誓》“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认为成汤已经耗费了不少民力，伊尹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提出借鉴的思想。(30)黄丽娟先生认为是因为《商誓》中商汤承诺“予其赉汝”未能实现，导致夏商众庶逐渐背离。(31)但从《尹诰》“我克协我友，今惟民远邦归志”来看，商人的情势大好，与夏朝君民离心离德的状况截然不同。成汤“吾何作于民，俾我众勿违朕言”关注的是如何使民众听从王命，以免重蹈夏桀的覆辙。伊尹建议成汤赏赐金玉田邑，同时施以善令，于是成汤聚众于亳。整篇简文的主题是伊尹与商汤探讨如何吸取夏亡教训来治理商。
《尹诰》反映出的夏鉴思想颇具重人事的思想特征。伊尹仅开始提到夏是天所败，将夏亡原因归于天，之后并没有继续从这一角度讨论夏商变革，而是转向了人事。伊尹总结的夏亡原因，言说商人的情况，以及对成汤的谏言无不都是围绕人事而言。
《尹诰》重人事的史鉴思想与商代重鬼神的社会观念并不相符。晁福林先生指出殷人是没有“以史为鉴”的意识，这一意识的形成是在西周时期。(32)此说可谓卓识。目前重人事的鉴戒思想广见于周代文献。《尚书》周书多有体现。如，《牧誓》将商灭原因归为商纣听从妇言，疏于祭祀，不用旧臣，任用逋逃之人；《酒诰》则认为商王沉湎于酒，致使亡国；《召诰》认为纣王不经德，导致民心叛离；《无逸》总结商代教训，指出自祖甲荒废政事导致商衰落，殷纣王更是因酒失国。
值得注意的是，《尹诰》所总结的夏亡教训与周初周人认为的夏亡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周人灭商后，反省商亡教训的同时也多次提到要以夏为鉴。《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诗经·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到西周中晚期“以史为鉴”的思想仍被反复提及。清华简《祭公之顾命》有“天子！鉴于夏商之既败”(33)，《芮良夫毖》“彼人不敬，不鉴于夏商。”(34)《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引《诗》“我无所监，夏后及商。用乱之故，民卒流亡。”至于夏亡的原因，随着场合、语境的变化，周人的表述也有所不同。如，《多士》强调有夏不节逸乐，过度淫逸。《多方》言及夏王败坏天命，享于逸乐，不肯忧念其民。夏民亦贪餮忿戾，残害夏邑。《召诰》提到夏亡是因为不敬厥德。周人将夏亡归因于天、德或者夏王及夏民暴戾种种原因，显然与《尹诰》指出的夏亡是因为夏桀行事引起民众怨恨，从而失去民众的支持不同，而后者恰与周人论商亡原因更为相似。
周人在面对商人、周人时所述商亡教训并不一致。面对商人时，周人论商亡教训侧重在天命；而周人内部讲论时，总结商亡之鉴则侧重人事方面，“目的在于陈述现象和总结教训，力图改变或作为前车之鉴。”(35)与后者相同，伊尹与成汤的讨论也是基于人事——夏桀的暴虐导致民众离心，成汤如何获得民众的支持。《尹诰》中的夏鉴思想与周人总结的殷鉴思想甚为相似。
这些经验的总结，具有很强的现实功用性。以此看来，《尹诰》是以伊尹、成汤之口总结夏亡教训进而提供治理邦国经验，其中反映出的借鉴内容与周人申论商亡教训相似，借鉴的主旨思想受到了周初周人殷鉴观念的影响。
认识到《尹诰》篇夏鉴这一主旨，对于我们认识《尹诰》的成书颇有助益。《尹诰》篇主旨是以史为鉴，且深受周初周人思想的影响。该篇所述内容也与周初文献中周代史事相仿：如伊尹建议商汤行赏赐事，“赉之，其有夏之金玉田邑”，这与周武王灭商后大行赏赐相似：《逸周书·克殷解》“乃命南宫忽振鹿台之财，巨桥之粟”(36)、《史记·周本纪》“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37)伊尹建议赏赐金玉田邑，有田可耕、有邑可居是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周初，周人对于殷遗民同样谆谆告诫强调要“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尚书·多方》)，意为让殷遗民耕于洛邑，勤劳永保。与此同时，该篇的语言词汇“民”、“天”、“德”等词不同于卜辞中的用例，是周人的用法。还有以“辟”称王也习见于周代文献，是周人的用语习惯。(38)由此通过对《尹诰》内容和用词习惯的分析，可以推断《尹诰》成书受到周初周人总结殷亡教训的影响，整体成书时代不会早于西周初年。
综合以上的讨论可知，首先，清华简《尹诰》的重民思想与战国重民思想有着不同的概念内涵，简文反映出的重民思想是本于对宗族的重视而产生的，与战国时期泛化的理解有别。理解重民思想，不应当简单从语句表述就将之与战国思想家的观念串联等同。其次，《尹诰》篇的主旨是以史为鉴，简文夏鉴思想偏重人事，与周初周人的殷鉴思想部分契合。结合简文其他内容和语言，《尹诰》篇的著成受到周初周书的影响。
注释：
①整理者释为捷，现从复旦大学读书会意见，释“翦”。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读书会：《清华简〈尹至〉、〈尹诰〉研读札记》(附：《尹至》、《尹诰》、《程寤》释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1年1月5日。
②整理者原读为胡，从复旦大学读书会释“曷”。注释同上。
③整理者读为“祚”，从廖名春等先生读为“作”。参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④整理者原隶定为日，读为实。陈剑首先提出图版原字为田。贾连翔据红外照片，确定为田。贾连翔《清华简壹——叁辑字形校补札记》，《出土文献》(第四辑)，中西书局2013年版，第97-100页。
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中西书局2010年版，第133页。为方便计，简文采用宽式隶定
⑥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⑦夏大兆、黄德宽：《关于清华简〈尹至〉〈尹诰〉的形成和性质——从伊尹传说在先秦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流变考察》，《文史》2014年第3期。
⑧针对由民本思想论《尹诰》成书战国说，宁镇疆先生通过梳理民本思想的发展脉络，驳斥了民本源于孟子和周初说，指出民本思想是贯彻商周的政治思想，起源不会晚到春秋战国。(宁镇疆：《清华简〈厚父〉“天降下民”句的观念源流与豳公盨铭文再释：兼说先秦“民本”思想的起源问题》，李学勤主编：《出土文献》(第七辑)，中西书局2015年版，第112-117页)李守奎先生指出究竟是据《尹诰》推定《孟子》思想的来源，抑或反之而行，“需要我们慎重对待”。(李守奎：《汉代伊尹文献的分类与清华简中的伊尹诸篇的性质》，《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陈民镇先生也指出蹴言二者绝对的早晚并不可取。(陈民镇：《奴隶社会之辩——重审中国奴隶社会阶段论争》，《历史研究》2017年第1期)
⑨苏建洲先生认为该字中间从弦，当隶定为“”，弦属匣纽真部或可读为群纽元部的“虔”，意杀、翦除、灭绝。马楠先生也认为从弦声，认为似可读为声纽相同，韵部相邻的“害”，训割害。李锐先生认为若从“弦”，则可读为“倦”，与《汤誓》“有众率怠弗协”相应，与《缁衣》引《尹诰》的“自竭有众”文义接近。参苏建洲《〈清华简〉考释四则》，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1年1月9日；马楠《清华简第一册补释》，《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李锐《读清华简札记五则》，《简帛研究》(2012)，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⑩王引之著，黄侃、杨树达批注：《经义释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2页。
(11)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2)刘洪涛有此说，见复旦大学读书会《清华简〈尹至〉、〈尹诰〉研读札记》(附：《尹至》、《尹诰》、《程寤》释文)文下的评论。虞万里训惟为与，亦训“以”，“以与”，解释相近。见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史林》2012年第2期。
(13)李锐：《读清华简札记五则》，《简帛研究》2012年。
(14)马楠先生最早提出此说，《礼记·缁衣》所引《尹诰》“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可与简文对读。其中郑玄注“见或为败。”至于“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可读为“自害有众，丧亦惟终。”李锐先生进一步指出当读为“自害有众，丧亦惟众。”参马楠《清华简第一册补释》，《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1期；李锐《读清华简札记五则》，《简帛研究》2012年。
(15)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9-1982年版。本文使用简称《合集》。
(16)朱凤瀚：《再读殷墟卜辞中的“众”》，《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年版，第1页。
(17)黄怀信、陈民镇等学者持此说。见黄怀信《由清华简〈尹诰〉看〈古文尚书〉》，《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陈民镇《清华简〈尹诰〉释文校补》，《中华文化论坛》2011年第4期。
(18)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史林》2012年第2期；黄丽娟：《清华简〈尹诰〉疑难字词考释》，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国文学报》2012年第52期。
(19)申超：《清华简〈尹诰〉字句试说》，《学行堂语言文字论丛》2014年版。
(20)蔡沈：《书集传》，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页。
(21)廖名春：《清华简〈尹诰〉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
(22)黄丽娟：《清华简〈尹诰〉疑难字词考释》，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国文学报》2012年第52期。
(23)李锐：《读清华简札记五则》，《简帛研究》2012年。
(24)晁福林：《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页。
(25)对于“一德”的理解，伪孔安国传“言君臣皆有纯一之德”，学界多认为是指同心同德。
(26)具体来看伊尹的身份，晁福林先生认为伊尹不惟是族长，且隶属的族是商方国之一，反映出商代方国联盟的性质。(晁福林《从方国联盟的发展看殷都屡迁原因》，《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杜勇先生认为无法证明伊尹就是有莘氏人，认为伊尹乃“伊族之长”，伊族可能属于殷氏内部拱卫王族的支族之一。(杜勇《清华简与伊尹传说之谜》，《中原文化研究》2015年第2期)
(27)如虞万里《由清华简〈尹诰〉论〈古文尚书·咸有一德〉之性质》(《史林》2012年第2期)、田旭东《尹挚与伊尹学派》(《清华简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2年)等。
(28)廖名春先生认为首句“惟尹既及汤咸有一德”揭示了主旨，该篇是赞扬了伊尹君臣与民同利之德。(《清华简〈尹诰〉研究》，《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杜勇《清华简〈尹诰〉与晚书〈咸有一德〉辨伪》文引阎若璩“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当时臣工赞美汤君臣之辞。”(《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9)夏大兆、黄德宽：《关于清华简〈尹至〉〈尹诰〉的形成和性质——从伊尹传说在先秦传世和出土文献中的流变考察》，《文史》2014年第3期。
(30)李锐：《读清华简札记五则》，《简帛研究》2012年。
(31)黄丽娟：《清华简〈尹诰〉疑难字词考释》，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国文学报》2012年第52期。
(32)晁福林：《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2期。
(33)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第174页。
(34)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145页。
(35)宫长为、徐义华：《殷遗与殷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
(36)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卷4，《克殷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57页。
(37)《史记》卷3，《周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
(38)陈英杰先生指出辟释为君，最早见于西周，直至战国金文仍见使用“厥辟”指代国君。参陈英杰《谈金文中“辟”字的意义》，《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铭辞研究》，线装书局2009年版，第772-790页。查目前今文《尚书》商书各篇，除《洪范》外，没有使用“辟”指君主例。《周书》“辟”用为君主义多见。如《洛诰》“作民明辟”，《君奭》“用义厥辟”，《文侯之命》“克左右昭事厥辟”。此外，《逸周书·商誓解》、《皇门》有“厥辟”。《诗·大雅·棫朴》“济济辟王，左右奉璋……济济辟王”。因此以“辟”指君主当是周人的习惯。
责任编辑：姚远